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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变身记”:从和尚变成道士(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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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25 16:25 |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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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变身记”:著名画家怎样从和尚变成道士

 

2006年,在“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观点得到了理论界的完全认同,最终在学术层面形成了共识。

 

有关八大山人的种种解与不解,由来已久,其中最令人感慨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八大山人被认为是一个“道士”。溯其源头,可谓波诡云谲,扑朔迷离。

 

“和尚”变“道士”

 

1955年底,刚刚调入江西省博物馆不久的李旦被下放到奉新县罗塘村垦殖场文化站工作,在这里,他听说罗塘村中有一许姓人家,曾收藏有大量古代字画,其中一幅是八大山人的《个山小像》,“画中题跋表明了个山的身世与思想”,原来藏在奉新县奉贤寺内,后被许氏以谷米换去,视为镇宅之宝。土改运动开始后,许氏遭到冲击,这些字画被贱价处理,《个山小像》据说被人带到了北京,入藏故宫博物院。

 

个山小像

三十六岁的李旦得此消息后极为兴奋,暗下决心要找到这幅《个山小像》。1958年,汤显祖纪念会在南昌召开,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来前来参会,在这期间,他视察了位于南昌市南郊的青云谱道观,得知八大山人曾在此地参道修身,并看到了很多藏于此处的八大山人书画“真迹”。夏衍当即拍板,要将青云谱道观改建为“画家八大山人纪念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个古代画家纪念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大议既决,八大山人纪念馆的筹备工作随即启动,对古代字画及八大素有研究的李旦被借调来馆,参与筹备。此时,馆中虽然有几幅八大的作品,但真假莫辨,且无一幅可称为代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上级决定委派李旦前往文化部反映困难,请求调支其他地方的八大藏品。1959年7月,李旦到京,得到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支持,获得了数件八大的代表作。同时,李旦又向王冶秋说明了《个山小像》的情况,王指示文物处副处长张珩向故宫博物院询问,几天后,故宫博物院证实,的确藏有《个山小像》。李旦立即申请,希望能够将其调支给八大山人纪念馆。故宫博物院商议后同意了这一请求。国庆前夕,八大山人纪念馆正式落成,《个山小像》从此成为馆内永久藏品。

 

李旦是第一个看过《个山小像》的八大学者。1960年10月,他在《文物》杂志上,依据最新发现,发表了《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对八大山人的名号、生卒、墓葬、世系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释,最后,他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八大山人与清初青云谱道士朱道朗是同一个人;牛石慧有可能是八大山人的胞弟。

 

牛石慧是与八大山人同时期的画家,而将其看成是八大山人的兄弟,最早的说法来自叶德辉的《观画百咏》,在该书第四卷中第一咏中收有一诗:“八大山人牛石慧,石城回首雁离群。问君哭笑因何事,兄弟同仇不拜君。”并在文下的注释中写道:

 

又有牛石慧,画人传记及收藏家目录,均不载其人。相传与八大山人为兄弟,山人去朱姓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石字草书,又似不字,又书款联缀其姓名,若“生不拜君”四字;其画用破笔,山水皴如石块,笔力奇险,墨气淋漓。

 

这一说法问世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李旦在写《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时,更是根据《青云谱志略跋》中的“辛丑之夏,爰予弟先迎吾母于南昌”之说,进一步坐实了“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牛石慧是八大山人胞弟”的说法。

 

此文一出,从者甚多,国内“八大学”也由此而起。《个山小像》上的大量跋语相反却没有引起重视。

 

《个山小像》上的八大,戴斗笠、尽发须、著宽袍、蹬芒鞋,“有林下散人文士风度”,怎么到了青云谱和李旦这里,就成了一个道士呢?难道他曾经既事佛又事道吗?这显然有诸多破绽与疑点。

 

八大山人纪念馆

“八大山人”成了“朱道朗”

 

青云谱道观原为道教“净明派”在南昌的祖庭,其开山祖师正是朱道朗(1622—1688),原名朱朗,号良月,道号破云樵者,因皈依道教,更名朱道朗。顺治十八年(1661),朱道朗在距南昌东南十五里的定山桥附近修建宫观,历时六载,于康熙六年(1667)建成,取名青云谱,奉道教“净明派”教义。十四年后(1681),朱道朗编修了一部《青云谱史略》刊行于世,详细记载了道观“青云谱历史;青云谱规模建制;道教‘净明派’的教义、教法;参与创建青云谱并与青云谱有关或所交往人物、吟咏青云谱诗、文等”,成为后世“追溯朱道朗及青云谱真实历史最值得信赖的可靠凭证”。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发现,这部文献中根本没有八大山人的半点踪迹,更没有任何人认为八大与朱道朗是同一个人。

 

“净明派”青云谱道观自朱道朗之后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见证了满清王朝的兴盛与衰落,在这一过程中,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逐渐得到认可。晚清以降,各地义旗高举,“匡扶汉室”、“驱除鞑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八大山人独特的“遗民”身份,“以及作品当中‘白眼向青天’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它具有的现代意义”,更加受到时人追捧,“各种传奇和神秘附会”亦在暗流涌动,这时候,八大山人已经在艺术和政治上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代巨擘。

 

但此时的青云谱,却走向了没落。有清一代,除了雍正曾优待正一道外,其他时候都对道教的发展严加限制,青云谱到了嘉庆末期,更是“道院百间随风寥落,一片荒烟”。近代之后,西方宗教传来,道教的生存空间更是被一再挤压。十九世纪末期,历经二百多年风云变幻的青云谱已经“草木含悲”,岌岌可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徐忠庆(1868—1928)接管青云谱,成为该道观的第十九代主持。和前任主持不同,徐忠庆年富力强,一心想着功追祖师,中兴道观。因此在他上任后,颇有一番作为。先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对青云谱进行了一次修缮和扩建,恢复了以前的规制,继而又在民国元年(1912)买下一处房基,民国四年(1915)买下一处山地,民国七年(1918)买下一处田地,“功当不让良月、养真,专美于前也”。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徐忠庆明白,道观真正想要恢复昌盛,必须取得政府支持。最终,徐忠庆想出了一着“妙招”——将明朝王孙八大山人移花接木,说成是青云谱的开山祖朱道朗。

 

民国九年(1919)一月,徐忠庆上书江西省督军陈光远及财政厅,“请拨公产,以助香火”,为了确保能够得到官方支持,徐忠庆谎称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实为名满天下“四大画僧”之一的八大山人,不久,徐即获得省财政厅正式批复,并得“本城坐落赐福巷洋式楼房一所……德胜门古章江废庙庙宇一栋及庙外官地一片,以拨归青云谱道院住持管业”。

 

一年后,徐忠庆在金主陈筱梅等人的襄助下,编修了一部《江西青云谱志》,并假托“江西按察使司周体观”之名撰写了一篇《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其中写道:

 

逮有明之末,宁藩宗室裔,自称八大山人者,伤世变国亡,托迹佛子,放浪形骸之外,佯狂于笔墨之间,后委黄冠,自号良月道人,又字破云樵者。

 

除此之外,《江西青云谱志》中又有多处将八大山人与朱道朗混为一人一些说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形成的《净明忠孝宗谱》等文献中(朱良志先生据此考证,将“八大与朱道朗合为一人”形成于十九世纪,具体参见方著《八大山人研究》一书。但在二十世纪初期,《江西青云谱志》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文献,对八大山人身份的篡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此后,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青云谱是其“参道”之地,便成了流行之说。

 

据萧鸿鸣研究,1949年之前,对“八大山人就是朱道朗”一说也曾有过质疑的声音,比如时任江西省高等检察厅厅长的范仲淹三十世孙范之杰、参与编修《江西青云谱志》的江西商会会长曾章桂、《江西青云谱志》主撰者之一的黄翰翘之子黄礼陶、时任江西省警察厅厅长刘棠等,都以知情者等身份对这一造假行为进行了批驳与否定,但都很快就被“主流”意见所湮没。

 

1949年以后,官方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不再打算重定八大山人的身份。但在1959年修建八大山人纪念馆时,仍有来自江西省文化厅、文管会以及南昌市文化局的有识之士建议对朱道朗与八大山人的身份再做一次确认。他们根据一些线索,对青云谱附近两座所谓的朱道朗墓进行了发掘,试图揭开其真正的身份,遗憾的是,两次发掘,只有遗骸而没有其他任何能够表明身份的物证。不久,李旦的《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出炉,世人对八大山人即朱道朗、青云谱即八大山人参道之处的说法从此坚信不疑。1962年,先前发掘的那两座不能确定身份的墓,最终分别被安上“八大山人之墓”、“牛石慧”之墓,保留至今。

 

八大山人画作

“八大”毕竟是“八大”

 

云开见日,雨过天晴。李旦的《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问世数年之后,海内外的学者们终于开始发声,对八大山人和朱道朗的关系做出了新的阐释。这期间,最为主要的几篇文章和专著是:王方宇(美国)的《八大山人书画纪年方法》(1968)、《八大山人和朱道朗》(1976),叶叶(台湾)的《读朱道朗〈跋癯仙筮吉肘后经〉后》(1982),汪世清的《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1982)、《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1986)和《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1990),萧鸿鸣《八大山人生平及作品系年》(1997)等,这些文章依据朝野史志、《个山小像》跋语、作品递藏等史料,从各个角度对八大山人的名号、生卒、世系、经历、禅门、法系等做了详细考证,并且一致认定,朱道朗和八大山人是两个人,八大山人也从未在青云谱“参道”。

 

针对徐忠庆在《江西省青云谱志》中伪托周体观撰写的《青云谱道院落成记》造假,萧鸿鸣在《道教净明派青云谱开山祖朱道朗》中有过非常清晰的反驳:

 

周体观于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至康熙五年丙午(1666)分巡南瑞道,官江西按察司副使,在南昌前后五年。

 

青云谱落成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但是,八大山人使用“八大山人”的名号,我们今天能见到最早的作品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正月,他“为屏书社兄”所作的一套《花鸟册》,其署款为:“八大山人”,并钤有“八大山人”的白文方印。

 

这个时间,距青云谱落成已经十七年,距离周体观的去世(笔者按:周体观在康熙十五年去世),已经八年了。若是在徐忠庆重刊的《江西青云谱志》的周体观《青云谱道院落成记》中,出现了“雪个”或“传綮”,或可合乎情理,但在这篇《青云谱道院落成记》中,却出现了“八大山人”的字样。一个已经去世八年的人,怎能知道八年后的“雪公”会改名叫“八大山人”呢?

 

学术上的彻底翻转终于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980年代,位于南昌青云谱的八大山人纪念馆曾数次更名为“八大山人陈列馆”,2006年,在“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的观点得到了理论界的完全认同,最终在学术层面形成了共识。

 

但在普通人眼中,青云谱作为八大山人“故居”或“道场”,这一观念,似乎也难以改变了。因为撇开青云谱,为八大再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纪念馆,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八大山人墓

主要参考文献:

 

李旦:《创建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回顾》、《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

 

萧鸿鸣:《“青云谱”道观是如何变成“八大山人纪念馆”的》,《八大山人研究论文集》

 

朱良志:《八大山人研究》

 

胡迎建:《五十年来八大山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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