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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功甫帖》辨析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6-11-25
摘要:苏轼《功甫帖》辨析

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

 

 

  关于《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出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若干问题提出自已的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一、对《功甫帖》书法本体的看法

 

  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

 

  《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个帖可看作是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划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

 

  《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

 

  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划显得秀拔,而右边笔划有内收之势。

 

  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缀,如李之仪所记:“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划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唯有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

 

  此外,帖中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果是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以“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题款来比照,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道的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非一笔写出,而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不合笔顺的毛病。

 

  另外,笔划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划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牵丝写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划,再行上挑,殊不可解。以苏轼《江上帖》中“奉竭”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的“奉”字相较,此两帖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

 

  《功甫帖》中以上诸点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

 

  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钤四印。虽祗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

 

  二、关于翁方纲题跋的置疑

 

  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它二跋未署年。关于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

 

  与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

 

  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誊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

 

  《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年58岁,为他中年时书。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取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以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来比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以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来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义。

 

  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候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候》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的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祗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候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候茂异帖》)字虽不多而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

 

  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收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法家教正。


编辑: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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